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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眼小说 > 月落昼锦堂 > 第六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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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宋仁宗如此急功近利、渴望一夕之间便能让国家有一个翻天覆地变化的心情,毫无疑问注定了大宋王朝这场即将到来的改革将同样也是短命的,它的出现犹如在历史长河中投下的一块儿石头,只能激起短暂一圈涟猗,涟猗过后,仍将是波澜不惊,死水一潭。究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宋仁宗这位大宋王朝改革始作俑者,还是范仲淹、韩琦、富弼这些改革的先锋,他们不仅缺乏承受改革将带来必然阻力的准备,也缺乏一整套深思熟虑的应对方案。须知,自北宋王朝以前,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代王朝,只靠着热情、理想、和一时冲动,最后变革成功的先例。而同时,中国士大夫们最讲究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哲理,及他们所追求的“视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理想,也注定了庆历新政这场变革终将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他们所有的改革热情和行动,都只能建立在皇帝的支持上,而一旦失去皇帝这台发动机的支持,所有的功能也都将全部失去,而恰恰,软耳朵的仁宗皇帝还是一台最容易出毛病、撂挑子不干的发动机。

    然而,为了国家繁荣昌盛和黎民百姓安居乐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君子的正直与高尚,无论他们的改革最后成功还是失败,后世的人们不应、也更没有资格以成败论英雄,对他们复兴中华的伟大壮举有丝毫的指谪。

    宋仁宗对范仲淹、富弼超乎寻常的倚重,使这两位新政府要员十分感动,现在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于是,就在这次开天章阁不久,范仲淹向仁宗皇帝呈上了他拟定的改革方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

    范仲淹在这份方案中,根据帝国朝政目前的现状,列举了应当首先采取的十项措施:

    一;明黜陟。改变宋王朝实行的文官任职三年、武官任职五年,经考课院勘察,如没有犯大过失便可依例升迁的磨勘制度。

    宋王朝实行这种官员转迁制度,其原本目的是鼓励官员勤于政事,但到后来,考察这一项便成了虚设,而资历却成了升迁的惟一标准。这就造成了官员不思进取、但求无过的状况,“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与不肖共进”,“三年一迁,坐至卿、监、丞、郎历历皆是。”范仲淹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此下去,谁肯为陛下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范仲淹建议:应通过公平竞争,赏罚分明,以达到“人人自劝,天下兴治。”

    二;抑侥幸。改变官员靠资历恩荫子孙制度。

    宋王朝这项恩荫制度,是每逢国家南郊大典和天子生辰,从内阁大员至诸路提点刑狱以上官员,都可以向朝廷申请恩荫子侄作官,这就使得朝廷的冗官多如过河之鲫。范仲淹建议:此后两府、两省官员,遇大礼只能奏一子充京官,至于兄弟侄子,还需要经考试后才能录用。

    三;精贡举。对朝廷取士和学校教育进行改革。

    四;择官长。地方官员任命由上级推荐。

    五;均公田。取消官员职田。

    六;厚农桑。加强水利建设。

    七;修武备。恢复唐初的府兵制。

    八;减徭役。合并县镇,减少州县官员。

    九;覃恩信。朝廷诏敕要坚守信用。

    十;重命令。朝廷必须令出则行。

    范仲淹条陈的十事,其中很多内容和韩琦当初所上《救弊八条》内容都很相近,尤其是“明黜陟、抑侥幸”两条,两人实在都是击中了宋王朝当时弊政的要害。

    继范仲淹条陈十事之后,富弼也向仁宗皇帝上了当世之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

    庆历三年十月,新政中的“择官长”一项首先实施。

    范、富二人意见一致,主张选派得力官员按察地方官吏:

    今内外官员虽多,但和陛下共同治理国家的重要官员,却是各个州县的主官,以往这些州县官员的任用都是不经任何选择,那些没有真材实学的人;贪婪昏庸的人;年老糊涂的人,全都按照朝廷惯例迁转,这其中,能真正为国为民的官员百无一二,国家任用这样的官员,造成赋税不均,狱讼不平,水旱不得救、盗贼不得除,老百姓控告无门,这样的情况,老百姓要是不想造反那才是怪事。而要想改变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选择为国为民的州县官员,而要想选出这样的官员,就下诏命给二府,全部重新选拔各路的转运使(统称某路诸州水陆转运使,除掌握一路或数路财赋外,还兼领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荐贤能职责,后转运使职责扩大,已成一路最高行政长官),转运使选出后,即命他们各自选派知州,知州选出后,即命各州自己委派各个知县,这样,凡不称职的人就奏请罢免。各地官员选出后,不要调来调去,就让他在一个地方长期任职,有做出成绩的官员可以升擢提拔,这样则官修政举,朝廷只需制定治国方针,负起领导责任,予这些官员以鼓励,则国家兴旺指日可待。

    此后,根据范仲淹所陈十事,仁宗皇帝下诏,除了恢复府兵制这一条外,其余的各条都陆续颁布实施,并很快按照富弼的举荐,向数路军、州委派了考察官吏的转运按察使,亦今天戏剧舞台上总是代表正义的所谓“八府巡按”。

    世界上任何事物,从它开始诞生的那一刻起,也就意味着是它死亡的开始。北宋王朝的庆历新政,同样也逃脱不了这个铁一般的规律。然而,谁都没有想到,导致新政走向失败的第一个信号,却是来自陕西。

    宋仁宗庆历三年四月,当韩琦、范仲淹奉命从陕西调任中央内阁的时候,接任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的人,是素以为人峻刻而著称的郑戬。

    郑戬和范仲淹是连襟,其性格也和范仲淹有些相似,嫉恶如仇、刚正梗直,不畏权贵,但是却少了几分范仲淹“士”的风度。

    当年郑戬权知开封府,发生了一件属下私藏的案子,事情牵连到了宰相吕夷简、知枢密院盛度和参知政事程琳等一批政府大员。如果是一般官员处理这个案子,既然牵扯到了这么多的权贵大臣,很可能便会把事情压下来,或悄悄处理了事,但郑戬却居然下令拘捕了吕夷简的两个儿子吕公绰和吕公弼,并穷治其事。最后,御史中丞孔道辅、天章阁待制庞籍等十多人,也因为受到这一案件的牵连受到了处罚。可以说,郑戬谌称北宋王朝最不畏权贵、不徇私情之人,甚或说是一代正直的“酷吏”,是千真万确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真正的“郑青天”,而绝非中国戏剧舞台上的“包公”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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