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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洛城（今甘肃庄浪），是位于秦州和渭州之间的一座小城，当地居住有十多个氏族部落。早在庆历二年的时候，范仲淹就曾上书仁宗皇帝，请求修筑水洛城，以切断西夏军队进入秦州的道路。宋仁宗为此下诏给当时知秦州的韩琦，让他和诸路经略司讨论修城利害，并上报朝廷。韩琦当时就认为，即使修筑了水洛城，也无法切断西夏入秦的道路，而且修城的工程浩大，劳费民力，在军事上毫无利益，因此韩琦上书表明了反对修水洛城的意见。当时宋仁宗也听从了韩琦的意见。
按说，修建水洛城之事本已有定论，不应再有反复。但一个和尚念一本经，郑戬出任陕西四路都部署后，又老调重弹，再开修建水洛城之议，并上书仁宗阐述自己的理由，说水洛城的氏族部落举族归附朝廷，且水洛城位于陇坻西部，地处通秦要道，陇地两条河绕城西流，在河、渭一带徊绕，土地肥沃，广袤数百里，其间杂居着十多个氏族部落，自来没有归属，不久前，他派静边寨主刘沪召集各部落酋长，他们都表示愿意送儿子做人质，请求补任汉官，现在如果就该地修筑起水洛城，可得蕃兵及弓箭手三到五万人，共同抗御西夏，实为国家边疆之利。
郑戬的理由很充分，也十分得体。
很难说宋仁宗不是为郑戬所说的这点利益诱惑，因而忘了从前的决定，于是批准了郑戬修水洛城的请求。郑戬的建议得到朝廷批准，便派边将刘沪和帐下幕僚董士廉二人大兴土木。
如果韩琦当初不是确知修水洛城毫无意义；或者韩琦现在对此事不再理会，那么，后来他和范仲淹之间的争执将根本不会发生。但孤忠梗直的韩琦这时候就在陕西，他又怎么能眼看着陕西数百万饥民陷于饿殍、边塞众多关键城寨急需修葺而不顾，让国家花费巨额财力，去修筑一座没有什么战略意义的孤城？但郑戬修水洛城是经过朝廷批准的，于是韩琦只好上书陈述利害，请求仁宗皇帝罢修水洛城：
今朝廷不能主动出兵讨伐元昊，而专一采取防守的策略，西夏军队到来，我则坚壁清野以待，这样一来是不战自困。臣自泾原路出发，巡视各处城寨，全部都需要重新进行修葺，但镇戎军及山外弓箭手去年被派去各处修城，已有劳役之苦，人们为此多有怨言，如果今年春天只让他们增筑所居住的城堡，想来还不会有什么不满，但如果让他们再去修筑番部刚刚归顺我国的水洛城，则实在多有不便。而且水洛城通往秦州的道路，从泾原路新修的章川堡到秦州外一处寨堡共180里，沿途都有番部居住，中间只有一条小路相通，必须修筑两座大寨及10座小寨，这样才能够做到相互支援，而修城需要动的土方达百万计，并且还要从山上伐木修建敌棚、战楼、廨舍、军营及防城器用。即使修筑完成了，又须要屯驻正规部队三、四千人，更需要每年积聚粮草才能开始驻守，花费如此大的代价，其目的只为了秦州、原州两地之兵，能在一天时间内相互增援，其实去仪州黄石河路才有两座驿站的距离，况且刘沪已经收降了水洛城一带番户，近日李中和又收服了陇城川一带蕃部，我如果要发援兵，一出动就是五、六千人的兵力，那些番族小部落哪里又敢阻挡？因此，即使没有水洛城的援兵，官军同样是往来自如。而且，靠近边境的那些城堡想全力保护百姓都力有不及，哪里又有精力在孤远、没有任何用处的地方再劳民伤财？请朝廷任命刘沪、李中和两人为泾原、秦凤路巡检，命二人每月互相领兵，熟悉水洛城、陇城川之间道路，以为战时相互增援做好准备。并乞请朝廷下令陕西四路总管司、泾原路经略司，全力修葺各处还没有完备的寨堡，至于水洛城一事如何处理，另行奏请圣上听旨。如果朝廷认为臣这个意见是错的，那么就请圣上选派亲信内侍来泾原、秦凤路，向文彦博、尹洙、狄青等了解情况，就会知道今天修筑水洛城到底是对还是错。
韩琦在奏折中列举了修筑水洛城的种种不可行，又请仁宗皇帝派人到实地勘察，这让软耳朵的仁宗皇帝觉得韩琦之说更为有理，于是一面下诏命韩琦回京，一面下诏命郑戬停修水洛城。
然而，主持边关军事事务的司令长官郑戬，并不认为韩琦反对修筑水洛城有道理，因此也是连番上书，说修城工作已进行了一半儿，现在半途而废更是浪费财力，坚持要将水洛城修建完毕。
似乎朝廷每一次的风风雨雨，都少不了耿直敢言的欧阳修来掺和。这一次，欧阳修可是又要在乱局中更添一回乱了，但惟天可表，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欧阳修，欧阳修的每一份谏章，都在诠释着“士”的高洁，及为了“义”而献身的铁血钢烈！
就是这个欧阳修，先是为仁宗皇帝给老宰相吕夷简“大朝会缀中书门下班”待遇一事上书强烈反对，指责吕夷简“身为宰相，弄的朝廷纲纪大坏，如今筋力已衰，理应杜门自守，怎么能再背地里给皇帝上书，眩惑圣心？！”
当时吕夷简虽解相柄，但仍带“监修国史”（首相）之衔，欧阳修这一通反对，终于使老宰相彻底退出了政坛。那时，仁宗皇帝正准备实施新政，不仅接受了欧阳修的意见，更为了鼓励谏官们“遇事敢言”，还面赐知谏院王素三品服，余靖、欧阳修、蔡襄五品服，更是当面褒奖：卿等都是朕亲自选择的人，几次上书提出问题，都是毫不避悔，所以才会有这次的赏赐。
后是为端明殿学士李淑出任翰林学士一事，欧阳修更是当面庭争，在延和殿当着仁宗皇帝和李淑的面，指责李淑奸邪，朋附吕夷简，属于“三尸五鬼”之数（比喻奸佞之臣），要求将李淑“早与一外任差遣”，李淑因此而被出知寿州，只是因为中书迟迟没有对此做出安排，李淑亦滞留在京城，欧阳修便穷追不舍，上书仁宗：“听说中书必须要接到李淑本人请求外任的奏书，才敢安排他接任职务，这是中书大臣为避免被李淑怨恨，不肯为陛下除去，希望陛下特别下旨安排，以彰圣明之德。”
而这一次，不知欧阳修是愤于监察御史梁坚对滕宗谅等边将的构陷？还是欧阳修无法容忍梁坚的落井下石，因此，就在韩琦和郑戬有关水洛城之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庆历三年十一月，欧阳修挥起如椽大笔，将攻击矛头直接指向两制官员，一扫一大片。
欧阳修上书仁宗：“今天两制之中，奸邪者未能尽去，所任多非其才，如马端、梁坚、燕度等人。”欧阳修近而一语蔽之：“近年台官，无一人可称者。”
欧阳修如此绝对，一笔抹杀，打击面是如此之广，且公开点名马端、梁坚、燕度，理所当然引起了众人的强烈反感，尤其是在御史台，梁坚现任就是御史，何况，仅仅在政府改组之前，现任参知政事贾昌朝就是御史中丞，而现任御史台的首脑，则是一直全心全意支持新政改革的王拱辰，而且，王拱辰和欧阳修两人还是连襟，一条船，当初宋仁宗想任夏竦为枢密使，不就是王拱辰拉着仁宗衣袖不放，一个劲儿地谏止吗？现在欧阳修点名梁坚，抹杀御史台，不就等于是打他们的耳光、斥他们为昏庸无能，所用非人，有眼无珠之辈吗？
欧阳修大笔一挥，在御史台和谏院、御史台和政府之间划了一道鸿沟，使本来在实施新政上志同道合者产生了巨大裂痕。
如果说欧阳修这封奏折，是庆历新政走向失败的第二个信号，那也实在不算为过。但如果说欧阳修不是坦荡君子，不是时时处处以国家为重，此举是心中存了半丝杂念，是要为范仲淹出口气，那则就大错而特错！
欧阳修是公认的“范党”，但欧阳修对范仲淹的某些做法同样嫉恶如仇：比如当时淮南一带盗贼蜂起，首领王伦结伙聚众剽掠州县，地方官吏不能治，高邮知州晁仲约甚至到了对盗贼礼敬有加、送金银财物的地步，这实在和通盗无异。当时枢密副使富弼力主将晁仲约正法，但范仲淹却主张对晁仲约宽大处理。范仲淹认为：如果州县有兵和守城器械足以自卫，但却遇敌不战，按国法理当处斩，但高邮既无兵马又无守御器械，晁仲约虽然应当尽力御敌而战，但却事出有因，一旦施之戮刑，这可不是国家立法的本意。
富弼要杀，范仲淹要放，两人在仁宗皇帝面前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争的面红耳赤。仁宗皇帝最后采纳了范仲淹的意见。但欧阳修对此却大为不满，上书仁宗皇帝说：
近来盗贼之所以横行无忌，完全是因为朝廷的威令得不到执行。王伦被剿灭后没有株连他的家族。大凡小人想干什么事的时候，都会预先考虑一旦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做成了可以获得巨大利益；而做不成也没有什么大的损害，这样谁不想造反？就如淮南一带的官吏，对王伦又是设宴款待，又是送金帛财物，开门迎贼、夹道欢迎。如果严厉国法，他们岂敢如此？！如今此案过去已半年有余，而朝廷还在无休止的审理，古人说对犯罪从快惩罚，才能威激大众，今天迟缓如此，谁还会有害怕之心？官员在国家行政大堂上设宴款待盗贼，让其恣意劫掠，最后又鼓乐送出城外，他们之所以敢这样做，完全是因为如果不奉承贼盗，便会被贼杀死，而不奉承朝廷却能活命。所以他们害怕盗贼更甚于害怕国法，请陛下万不可施小惠而误大事。那些造反者都有家族，乞尽戮于光天化日之下，让远近百姓听到朝廷行此法令之后感到畏惧，警示以后想造反的人，使官吏们知道国法尚存，法不容渎。臣听说江淮迎贼官员一案到现在还没有结案，而在讨论此案时，还有人想给予宽贷，这是有权要之臣多方营救，不顾国家尊严，只知道施私恩。愿陛下以天下安危为计，出于圣断，以厉群下，对晁仲约等乞重行朝典！”
尽管欧阳修没有点名范仲淹，但“权要之臣多方营救”的话，谁都能看出来，欧阳修指的就是范仲淹。
欧阳修上书论事，一意径行，自认是坦坦荡荡，但却无可置疑地为新政大员们拉来了怨恨。而就在眼下，一场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改革派与改革派之间的激烈斗争，随着帝国庆历四年新春的临近，正悄悄向新政精英们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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