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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论语》不是孔子所做，是孔子的弟子们在孔子逝世后，记录孔子的言行，孔子一辈子就做了一本《孝经》，修改了《易经》和《春秋》。
你说的这句话出自晋代陆机的《猛虎行》。
陆机在西晋混乱的证据中仕途不得已，最终陷入王室的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失去生命。这是他郁郁不得志的一首诗中的一句话，其本意是诗人在外为官役的经历，诗人本意是人生处世不容易，如何能放宽他的心胸，依着他本人耿直的情怀，与古人相比感到惭愧。
第二句话，我不否认是程颐说得。宋明时代的对妇女的压榨，尤其对于失去丈夫的妇女的压迫是历史倒退。
宋明清三朝的理学专家的某些言论确实给当时的人们和后世带来不小的影响，并给妇女们的自由和平等套上枷锁，这些人是有着这样那样的局限性。
可是，我们知道那是在古代啊，没有现代的通讯技术发达，谁能说自己回到古代，不遵守古代的家规乡约呢？但并不是理学专家在思想上就是全完的错误。
这些理学家没有把孔子的“过犹不及”落实到实处，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标准，做事情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或是超过了这个标准都不能得到预期的效果。
孔子在三千多年前就说过“过犹不及”。
子贡问老师，子张与子夏两个人谁做得更好呢？孔子说子张做事有些过火，子夏做事常常不够火候。
子贡问是不是向子张那样会更好一些呢？孔子回答说：过犹不及。
过，就是过分，不及就是不够，欠缺，事情做过头和做不够是同样没有把事情做好。比如锻炼身体，不锻炼身体，身体会有毛病，运动过量，超过身体的负荷，身体又会出现新的毛病。
那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人们到底该怎么办？孔子提出问题，并用“中庸”解决问题。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是适中，恰到好处，既不会不够也不会过分，庸，不是平庸，是运用的意思中庸在一起讲就是善于运用“中”的标准，时时刻刻，事事保持做事适中的标准。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恰当的合适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中道”。
行为上保持“中行”，对于事情急躁冒进，或者局限畏缩都是不足取的。
我个人认为，中庸的说法也蕴含了道家的思想，即事物的变化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转向反面，与道家学说的“物极必反”相吻合。
老子也说过“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并不是没有，而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备，无所不含，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无所不至。无和有的观点今天就不在此 论述。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做人做事要恪守适中的标准，避免由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
在人类社会里，事物发展需要保持平衡，才能避免出现由一个面转换为这个面的反面，才能更好的存在和发展。
在某种条件下，则必须打破平衡。
也就是说，“中庸”的发展原则上有利于事物的发展，但是在剧烈变革的时期，“中庸”就会阻碍发展。
中庸的方法是在两个极端的过渡带中寻找一个适当的标准，这个标准需要掌握适当的分寸和程度大小的问题，所以有普遍意义。
孔子提出了中庸的思想，还说过“毋固”。
《论语子罕》里说：孔子主张“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反对主观上的猜测，提出不要绝对的肯定，不要僵古不化，不要自以为是。
中庸是遵守一定的标准，毋固则是反对某些不合理的标准。
你说的宋明的理学家都是老顽固，假道统，我不认可。
辩论就辩论，不能扣上一顶大帽子，古人的思想在现代的社会，得到传承，得到发扬，即便是我们也做不到古人的一半，我们试问问自己？自己能不能像理学家们一样，千百后扬名立万？”
李主任看了一眼张副总，接过张伟强的发言，继续说道：“我认同刚才张副总提到的观点，只是“物极必反”的观点就是程颐首先提出的，而不单单的归拢于道家学说。
程颐，生于公元1033年，是程颢的弟弟，程颐十八岁的时候上书宋仁宗，规劝宋仁宗以王道治理天下，并请求召见，向皇帝陈述所学的观点。
当时年轻的程颐没有实现，二十七岁时，廷试过后，不再参加科举考试。
程颐的父亲得到几次保举孩子做官的机会，程颐都让给族人，大臣们屡屡推荐，他自以为不足，不愿出来为官，所以一直到五十多岁，仍是一介布衣。
哥哥程颢去世以后，程颐才出来做官，任元?年间的崇政殿讲书。
当时宋哲宗是十岁的年龄，刚刚即位。程颐从儒学的私塾教育家一下子跃龙门作为皇帝的讲官，当时是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
程颐任讲书后，要求小皇上增加讲课的次数，减少休假。还要求小皇上听课的时候，太后在后面垂帘，监督着年岁尚小的皇帝。
程颐提出：改变宋仁宗时讲官站着讲课的规定，准许讲官坐着讲课。这样可以从小培养皇上“尊师重道”的良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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